汪兆骞｜泰戈尔访华，梁启超与陈独秀截然不同的态度

文｜汪兆骞

甲子（1924），梁启超五十二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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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、蔡元培决定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。泰戈尔生于1861年，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并获封英国爵士。泰戈尔的诗歌作品，弥漫着神秘色彩和宗教气氛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，也深受中国读者推崇。

泰戈尔高兴地接受了邀请，决定于4月访华。此前一个月，梁启超便开始筹划。3月7日，梁启超致信蹇念益，跟他商量为泰戈尔筹备住所：

示悉，叔鲁房子事，我自己问题很小，因为内人病势日日见轻，或者竟可在天津住了，独太戈尔房须别觅，真是一问题，渠不过一个月后便来，非赶紧设法不可。我想城里找适当的很难，最好是海淀，其次则香山，你说怎么样？海淀孙慕韩的不知能借否或其他前清阔人别庄亦请打听，请你托幼山或仲恕一问何如？香山除双清别墅外，哪里最好？请你也想一想。志摩既未来，我想此事预备招待事要陈博生负点责任，我已有信给他，请你也和他接头。

为了欢迎泰戈尔，梁启超还在师范大学做了《印度与中国访华之亲属的关系》的演讲：

我们西南方却有一个极伟大的文化民族，是印度，他和我从地位上看，从性格上看，正是孪生的弟兄两个。咱们哥儿俩，在现在许多文化民族没有开始活动以前，已经对于全人类应解决的问题着实研究，已经替全人类做了许多应做的事业，印度尤其走在我们前头，他的确是我们的老哥哥，我们是他的小弟弟。最可恨上帝不做美，把一片无情的大沙漠和两重冷酷的雪山隔断我们往来，令我们几千年不得见面，一直到距今二千年前光景，我们才渐渐的知道有恁么一位好哥哥在世界上头。

梁启超的谦逊精神，表现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，这是何等有气魄的民族精英。

4月12日，北方春暖花开，江南芳草碧连天时节，泰戈尔抵达上海。4月23日，在徐志摩、王统照的陪同下，泰戈尔到达北京。在正阳门东车站迎迓的各界人士有梁启超、蔡元培、林长民、胡适、梁漱溟、蒋梦麟、辜鸿铭、熊希龄、范源濂等四五百人。

26日的《晨报》记载，4月25日，梁启超、蒋百里、熊希龄、汪大燮、蒋梦麟、范源濂等人在北海静心斋欢迎泰戈尔，胡适、陈普贤、秦墨哂等四十余人陪。5时开茶会，及半梁启超起立致欢迎词，大意如下：

中印两国是兄弟之邦，一千三四百年以前，印度伟人来游吾邦者踵相接，故吾国文化上所受印度之影响，深且大。今兹吾人又获与印度现代伟人相接，使数百年中断之沟通，又得一接近之机缘，此实吾人最为荣幸之事。吾国之哲学、文学、美术、雕刻、小学、音乐，乃至于医学、数学、天文亦莫不受其影响。余将于明日（即二十六日）及后日（即二十七日）在师大、北大讲演，聊表欢迎泰氏之意。

“梁任公致词完毕，由张逢春译成英语。继由泰氏答辞，历三十分钟之久。”泰戈尔致答词时，长髯飘飞，目光炯炯，谈东方哲学对世界的影响，侃侃而谈，迸发智慧之光。

此次泰戈尔访华，从上海开始，徐志摩全程陪同。泰戈尔发表《东方文明的危机》时，便由徐志摩担任翻译。5月泰戈尔取道日本归国，徐志摩专程送到日本。

泰戈尔到北京后，林徽因全程陪同。4月23日，林徽因和大家一起在正阳车站欢迎泰戈尔。25日，林徽因与梁启超、林长民、胡适等陪同泰戈尔游览北海，参观松坡图书馆，赴静心斋茶会。26日，林徽因与徐志摩、陈西滢等人陪同泰戈尔游览京郊法源寺。27日，林徽因陪同泰戈尔游览故宫御花园，兼作翻译，晚上陪同参加北京文学界欢迎泰戈尔的宴会。28日，林徽因与梁启超、梁思成等人陪同泰戈尔在先农坛与北京学生见面，徐志摩担任翻译。29日，林徽因与胡适、徐志摩、王统照、颜惠庆等人陪同泰戈尔，午前参加北京画界在贵州会馆的欢迎会，下午参加庄士敦的招待。

28日在先农坛为泰戈尔举办的演讲会上，梁启超首先致欢迎词，然后林徽因右扶、徐志摩左搀，簇拥着泰戈尔登上讲台演讲。吴咏的《天坛史话》书中有生动的描写：“林小姐人艳如花，和老诗人挟臂而行，加上长袍白面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，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。徐志摩的翻译，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，以硖石官话出之，便是一首首的小诗，飞瀑流泉，淙淙可听。”

泰戈尔很喜欢中国文化，想请中国朋友给自己起中国名字，梁启超就为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——竺震旦：

泰谷尔很爱徐志摩，给他起一个印度名叫做Soo sim。泰氏有一天见我，说道：我不晓得什么缘故，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……他要求我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，还说他原名上一个字Rab是太阳的意思，下一个字Indra是雷雨的意思，要我替他想“名字相覆”的两个字……过两天他又催我，还说希望在他生日那天得着这可爱的新名。我想印度人从前呼中国为“震旦”……这两个字却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，从阴曀界雺的状态中春砉然一震，万象昭苏，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。这是何等境界！泰谷尔原名正含这两种意义，把他意译成“震旦”两字，再好没有了……我希望我们对于他的热爱跟着这名儿永远嵌在他心灵上，我希望印度人和中国的旧爱，借些震旦这个人复活转来。

5月8日是泰戈尔的六十四岁寿生日，北京文化界借协和大礼堂，举行盛大集会，为泰戈尔祝寿。胡适主持庆典，宣布梁启超代表大家为他起的中国名字为“竺震旦”，并赠他一方“竺震旦”印章。泰戈尔欣然接受。

接着，台上出现了一轮新月，寓意泰戈尔的诗集《新月集》。大幕拉开，由林徽因、徐志摩等人用英语演出了泰戈尔的诗剧《齐德拉》（Chitra）。林徽因、徐志摩二人的表演出神入化，看得泰戈尔老泪纵横，连梁启超、胡适也全神贯注，沉浸其中。

泰戈尔离开中国时，因未能助徐志摩追求到林徽因而遗憾，特地为林徽因留下了一首小诗：“天空的蔚蓝，爱上了大地的碧绿，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‘哎’！”

6月16日，林徽因与梁思成在上海乘坐昌兴轮船公司的远洋客轮“俄国皇后”号，赴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。17日的《申报》上记载：“梁任公之子思成偕林长民及林之女公子（思成之未婚妻），于日前抵沪。梁林两君此次南下，系为赴美留学。昨日下午3时梁君与林女士在海关码头赴淞。”

两年后的10月3日（阴历七月初七），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，胡适说情，梁启超答应做证婚人，但他“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，大大教训一番，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，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”（民国十五年十月四日《给孩子们书》）。这篇惊世骇俗的证婚词如是说：

志摩、小曼，你们两个都是过来人，我在这里提一个希望，希望你们万勿再做一次过来人。婚姻是人生的大事，万万不可视作儿戏。现时青年，口口声声标榜爱情，试问，爱情又是何物？这在未婚男女之间犹有可说，而有室之人，有夫之妇，侈谈爱情，便是逾矩了。试问你们为了自身的所谓幸福，弃了前夫前妻，何曾为他们的幸福着想？

古圣有言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此话当不属封建思想吧？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幸福，有什么荣耀，有什么光彩？

徐志摩，你这个人性情浮躁，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；你这个人用情不专，以至于离婚再娶。小曼！你要认真做人，你要尽妇道之职。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……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，离过婚又重新结婚，都是用情不专。以后要痛自悔悟，重新做人！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！

此外，关于泰戈尔访华，是当时中国与世界访华交流的一件大事。但《申报》发表《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》一文时，说：“此次来华……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……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，而于心灵一方面缺陷殊多。”

针对此次谈话，1924年4月18日的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第二十七期上，陈独秀以“实庵”笔名发表了《太戈尔与东方文化》一文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：“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，倘只是抽象的空论，而不能在此外具体的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，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！太戈尔！谢谢你罢，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！”

早在1923年10月，曾崇拜过泰戈尔的郭沫若撰写了《泰戈尔来华的我见》，认为泰戈尔宣传的主张，在中国是不必要的，“一切甚么梵的现实，我的尊严，爱的福音，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、椰子酒；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。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”。受陈、郭二人的影响，泰戈尔来华之后，不是只有鲜花和掌声，还杂有抗议之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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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节选自自汪兆骞《梁启超在饮冰室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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